却说春秋时代的某一天，阳光明媚。楚王的弟弟，公子哥儿子皙在河上泛舟，摇船的一越人，觉得倍儿有面子，心情激动，给他唱了首歌表示友好:“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(食甚)州焉乎秦胥胥缦乎昭澶秦逾渗惿随可湖。”子皙一看，呵，这，这，这……是乱码还是病毒啊？旁边有带快译通的，给译了一遍:“今夕何夕兮，搴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诟耻。心几烦而不绝兮，知得王子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”哦，此獠说您长得帅呢，想请您签个名……他说签在屁股上就可以了。

这是把越语翻译成了楚语，然后子皙才能听明白，知道人家不是在说江湖黑话。在楚国人眼里，越人是番邦蛮夷，说的是鸟语。那么楚国人自己呢？在中原人眼里，情况也差不多。山东大汉孟子说楚国人许行是:“南蛮鴃舌之人”，说话也像伯劳鸟一样不好听。

但也不是所有的楚国人说话都那么不好听，和现在一样，有条件的家庭也会给自家小孩请家教，补习外语——比如说，齐语。还是孟子说的:“有楚大夫于此，欲其子之齐语也。一齐人傅之，众楚人咻之，虽日挞而求其齐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，虽日挝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也。”可见楚国人学习齐语，也并不比我们今天苦背英语单词来得轻松，就是天天打屁股也学得很不咋样。

自周初分封始，最早的姬姓诸侯，在语言文字上是比较一致的。但随着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，弑君灭国，继起的大都是些“蛮夷”之邦，就“五霸”来看，齐宋楚晋秦，只有晋国是戎狄化了的姬氏，齐国是东夷化了的西戎，秦是西戎化了的东夷，宋是殷商之遗民，楚根本就是蛮夷，即便算上吴、越，也仍然不脱“蛮夷”二字。数百年的分裂，以及“蛮夷”国家的崛起，使原本接近的华夏各国语言文化分歧加剧甚至自成系统。

关于当时语言乱七八糟的状况，历史文献是有记载的。《战国策*秦策》曰:“郑人谓玉未理者曰璞，周人谓鼠未腊者曰朴”，就是近音异义，周人问郑人要不要买新鲜的老鼠肉，郑人以为问他要不要买璞玉——郑、周同出姬姓，近在咫尺，而语有异同，其余诸候，可想而知。所以，《礼记*曲礼下》说得更干脆:“五方之民，言语异声。”

汉人扬雄的《方言》上把华夏帝国的语言区分为以下几大区域:秦晋、陇冀、梁益为一区，周郑韩、赵魏、宋卫为一区，齐鲁、东齐、青徐为一区，燕代、晋北、燕北为一区，陈楚江淮之间为一区，南楚为一区，吴越为一区。这虽然是西汉中前期的划分，但也基本符春秋合战国时期的情况——瞧瞧，活在那个时代，这得学多少门外语才够用？

那时候的外交活动，可以用“雅言”来交流，但是仅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“君子”们。有时候用语言不能说清楚的，干脆就唱《诗经》——其实起初只是“诗”，要等孔子总结了之后才叫做《诗经》——也就是早期的歌唱版普通话。

春秋时代的谋臣智者们折冲樽俎，笼络与国，往往都通过唱“诗”的方式，是谓“礼”，如果听不懂，不但要被人耻笑，还要误大事儿，所以叫作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。

比如说鲁昭公三年，《左传》记载郑国的子产陪同郑伯去见楚王，主人让乐工唱“瞻彼中原，其祁孔有”（《诗经*小雅*吉日》），表示自己逐鹿中原的远大志向，顺便通报明天的日程安排。子产回到宾馆就准备打猎用具，第二天楚王果然就请郑君一块打猎。因为《吉日》篇是描写周宣王田猎的。如果不懂《诗》，被人骂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齐国的庆封在鲁国国宴上失仪，叔孙穆子就用《相鼠》骂他“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”，可这家伙文化太低，愣是听不懂。

个别笨蛋自己挨骂是小事儿，还有些家伙因为赋诗不当，竟然引起国际纠纷。公元前557年，齐国大夫高厚就因为赋诗不合“恩好之义类”，惹恼了晋国君臣，差点引起一场战争。

至于文章里动辄引“诗”来增强说服力，就更是常事了，孔孟都这样干过，孟子甚至还要篡改“诗”意来符合自己的意见，这就是所谓“雄辩”——孟子没被归入公孙龙、惠施诡辩派一流，也算是难能可贵了。

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，会两句“诗”也是派得上用场的。比如你是个靓女，对面有一小伙看上你了，他不会像现在那么直白，捧一束玫瑰花上来求爱，如果他受过点教育而且有涵养，他会在对面唱一段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什么的，如果他黄色下流，他会唱什么“东方未明，颠倒衣裳”。而靓女如果要挑逗他，也可以唱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园”，如果被抛弃了，可以唱“氓之嗤嗤，抱布贸丝”什么的。古人说郑、卫之风“淫”，从《诗经》中看，这两国风气确实要开放些。所以那时候一到春夏之交，中原沃野幽谷桃林到处是淫靡之歌声，因为太过悠扬，有时候会招来狼。可是别坏笑，咱们的老祖宗们就是这么来的。

总之，你不方便或者不大会用语言词汇去表达的，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去表达——现在好些质朴的民族还在用这一招。成吉思汗也曾把自己的命令编成歌谣，让使者去唱给远方的王子大臣们听，据说这样好学易记——起码比背单词容易接受。

吴国的延陵季子，也就是著名的闲人季札，他很闲，闲得连吴王都不想做，因为他的偷懒，结果成就了专诸的鱼肠剑，还搭上好多条人命——当然这是后话。这位四爷年轻的时候出游中原诸国，中原人欺负他是蛮夷，唱“诗”给他听，没想到这家伙土不拉叽的，居然外语很好，听华夏之声颇有心得，还不时摇头晃脑发表两句中肯的评论，让中援诸侯为之绝倒——乖乖龙的东，这年头，连苏州人都懂普通话了。

所谓“雅言”，即“风”“雅”之言，也就是“诗”言——当然不是“诗一般的语言”——“诗”所使用的就是周初封国的语言，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文学的汇总。因此，“诗”不但是文学作品，更是活生生的语言教材，教授的就是“雅言”。孔老二要授徒三千，就要有教材，所以才会去收集整理前代之风、雅、颂三百，是谓《诗经》，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语文课本，“风”就是白话文，“雅”就是文言文，“颂”就是老三篇。推而广之，“六经”都可以找到现代科目对应，“诗”是语文，“书”是马哲毛概的合集，“礼”是法基加社建，“乐”是音乐（那时候属于必修，等同于修身课），“易”是高数，“春秋”是中国革命史。孔老二一个人教这么多门课，主编了这么多门教材，文理兼修，内圣外王，确实了不得，起码现今就没有哪个大学教授能一个人包干的，所以后来的人高山仰止，称之为“大成至圣先师孔文宣王”，说什么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”的话来恭维他。

但是“诗”的内容毕竟有限，大家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篇章，只好断章取义，各取所需，齐国的卢蒲癸就说“赋诗断章，余取所求”，这就常常造成误会，甚至有些狡猾的家伙会根据自身利益所在故意去曲解，搞得唱“诗”的人一脸尴尬。

在上古语言极度匮乏的特定条件下，“诗”作为一种简单的，易于被广泛认知的文学体裁，成为了不同种族、不同语系国家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。但随着社会的进步，不同部族之间交往的日益繁多，共同语言的不断发展，“诗”也随着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，逐渐失去了作为“普通话”的地位，而变成了一种纯文学语言。